族史研究
时间:2016-04-07 18:01 来源：管子研究会 作者：周怀宇
现将《关于管仲和鲍叔牙出生地的调查报告》、《论管仲出生于公元前723 年》、《徽州鲍叔牙后裔的孝文化贡献》等论文转载，希望能够透过对管子的研究成果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研究鲍氏渊源。
周怀宇 米学芹[[1]] 朱梅光[[2]]
【摘要】鲍叔牙的后裔，繁衍昌盛，今安徽徽州鲍氏宗族众多。歙县棠樾和长塘两大鲍氏宗族以“慈孝”闻名，是徽州众多鲍氏中突出的望族。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公益方面有很多贡献。尤其是继承孝道，有很多建树，对于促进孝文化与徽商经济结合具有积极意义。孝文化铸造了他们的商业文化之魂，促成了他们商业道路上的辉煌，他们成为闻名遐迩的徽商领袖，直接受到朝廷的旌表。鲍叔牙早期经商的品德再现于远孙，鲍叔牙商业文化理念在后裔的血脉中流淌，依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精神力量。
【关键词】鲍叔牙 徽州 棠樾鲍氏 长塘鲍氏 孝文化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陆路交通不便，少兵焚之虞。中国历史上，由于中原地区战乱，曾出现过三次人口大规模南迁高潮，中原大族多迁至此。徽州宗族不断发展、繁荣，成为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正如清代学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故老杂记》中所说：“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他们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开发徽州山区。
明清时期，外出徽商大量出现及壮大。歙县长塘、棠樾鲍氏宗族，以慈孝闻名于徽州，他们在徽州繁衍发展的轨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公益事业上的贡献值得认真总结，这对于我们今天“五位一体”的战略思想如何在社会基层贯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鲍叔牙后裔在徽州繁衍的轨迹
鲍叔牙的后裔迁至今安徽徽州地区，历代皆有。尤其是三国以后，越来越多。明清时期已经成为开发徽州、发展徽州、建设徽州的的重要社会成分。下面简略梳理其历代迁移徽州地区、成为土著居民的轨迹。
1、鲍叔牙后裔的历史变迁
鲍叔牙，出生今安徽颍上县。晋张处度《列子•力命》注：“管仲、鲍叔牙并颍上人”，颍上即今安徽省颍上县。
鲍叔牙的父亲，鲍敬叔，夏禹的后裔，仕齐，有采邑曰“鲍”，“因氏焉”（《元和姓纂·鲍》）。鲍敬叔仕齐之前，曾仕“杞国”，故而有“杞国封邑”，称谓“鲍邑”。可见，鲍敬叔并非一开始就仕齐。最早应该活动在颍上一带。鲍叔牙出生在这里。
鲍敬叔仕齐，鲍叔牙仍然在故里颍上，他和管仲成为挚友，合夥经商，即开始在这一历史时期。大约因为鲍叔牙的父亲鲍敬叔在齐国为官，管鲍也一同归齐。从此，鲍叔牙居于齐国，后裔繁衍于泰山一带，史载“望出东海泰山、河南”。[ （明）凌迪知《万姓统谱》卷84《鲍注》。]
鲍氏后代名人辈出，明代著名姓氏学人凌迪知编纂《万姓统谱》，是一部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很高的史书，其中鲍氏后代入选的名人很多，达54人。
“鲍牵，为齐卿”（齐惠公时期）；“鲍牧，齐大夫，与诸大夫立公子阳生”；齐桓公、齐惠公以降，鲍氏后代繁衍发展，移居全国各地。
汉哀帝时期，“鲍宣，字子都，渤海髙城人，好学，明经，举孝亷，为郎，累官谏大夫，董贤用事，抗论不已，哀帝以宣名儒，优容之，后地震，宣复上书言灾异，拜为司隶校尉，寻以罪下廷尉，太学诸生千余人守阙上书，乃减罪，王莽秉政，宣遇害。”
东汉，鲍氏后裔在全国各地为官，居住地逐渐变化。“鲍永，字君长，屯留（今山西长治）人，性至孝，更始中迁尚书仆射。”其中鲍骏一姓向南发展。“鲍骏，九江人，与桓荣齐名。” 九江郡，秦朝建置，治所今安徽寿县。“鲍轲，广东提刑，皇佑中，侬智髙反，轲驻南雄，击贼有功。”“鲍靓，陈留（今河南开封）人，为南海太守。”
2、三国两晋南北朝向河南淮南发展
三国两晋时期，鲍氏一部分后裔向南迁移。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盘踞江南，开发山越，建置“新安”，土著山越人民，迅速走向山外，也有大批中原人民迁入新安。
鲍氏家族在这一历史变迁中，进入今徽州地区。梁武帝时期，步兵校尉“鲍行卿，东海（今江苏连云港）人”；梁元帝时期，博涉史传，有文笔的通直侍郎“鲍泉，东海人。” 鲍昭、谢灵运并称的鲍昭，也是东海人。
3、宋元时期向东南和徽州发展
宋元时期，鲍叔牙后裔，大批迁徙到东南沿海地带，包含今安徽徽州地区。
宋代，“鲍云龙，字景翔，歙人。幼嗜书，至忘寝食。长博通经史，易学尤精。从师闵后甫，试郡庠。踰年分革，当升职。云龙乞以让其师，郡。博士嘉之，遂两升焉。乡试中亚选，偕同里郑芭待试国庠，将入棘闱，郑疾卒，云龙不就试。倾赀护芭丧以归。闻者义之，居乡教授生徒，潜心理学，有《天原发微》若干卷。”（《万姓统谱》卷84）
元代，“鮑同仁，字國良，歙人。泰定元年试蒙古翰林院，授全州学正，屡转巢县、南康县簿。至正九年，升承事郎，邵武泰宁尹，以承事郎会昌州同知致仕。凡所至皆有治迹，性慧巧，旁通针砭之术。凡四末受邪瘫疽瞶治无不中。終于家，得年八十。有《通玄指要》等，《二赋注》及《经验针法》藏于家。子深。”（《万姓统谱》卷84）
“鲍寿孙，歙人。至元丙子，盗起，与父皆被获。父子争相代死。贼哀之，忽大风起丛林间，贼疑兵至，骇散。父子俱免，称为慈孝鲍家。”（《万姓统谱》卷84）
“鲍元康，字仲安，歙人。少嗜学，自经籍子史及百家之书，无不研究。及从郑玉游，得闻正学，尤尽心于《易》。好收恤遗孤，赈济穷乏。至正间，郡中被蕲黄贼乱，元康倡义兵，从官军克复，以劳卒。” （《万姓统谱》卷84）
“鲍深，字伯原，婺源人。至正间，红巾贼乱，深倡义捍御。未几，官军至，逻卒执深等至军门，欲杀之，深从容言曰：‘山林遗民，亦举义图全耳。’将军奉命行师，奈何用不以律，掠民而槩杀之，主将为动容，咨以安徽之策。至正末，为‘师山书院’山长。卒，乡人祀之。” （《万姓统谱》卷84）
4、明代徽州鲍氏的繁衍与发展
明代，鲍氏流寓徽州的后裔，繁衍昌盛。
“鲍颎，字尚絅，歙人。元山长深之子。从学乡先正张子经、胡孟成、郑彦昭诸先辈。洪武初，荐入尚宾馆编修《元史》，授博士厅典籖，改除编修官，升翰林修撰、承直郎，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出为耀州同知。洪武四年秋。西安府经厯常达坐事，诬指逮颎，卒于狱。” （《万姓统谱》卷84）
“鲍宁，字廷谧，歙人。少诵《小学》、《四书》，辄能领其要。于是通习《经》《传》，旁及子史诸书，日开月进。大夫士之贤者，咸相礼焉。正统初，御史李公、郡守崔公相与荐之，力辞不就。景泰甲戌，朝廷下命纂修《郡志》，邑请从事，晩年著《天原发微辨》二十五篇。于诗文不事藻饰，有《谧斋集》。至阴阳、地理、医药诸家之说、无不究。尝谓《祀先之礼》《家礼》，于所载以西为上。朱子尝欲定议，复昭穆之制，而未成。乃酌古制更其式而行于家。庶不乖夫事生事存之理。方拟著笔，以疾卒。” （《万姓统谱》卷84）
“鲍弼，字以忠，歙人。好义，能诗。尝游宋梁吴越，偕李空同、孙太白结社谈文，逺近称为梅山先生。著有《梅山集》。又尝捐粟设策，御姚源寇乱，郡人德之。” （《万姓统谱》卷84）
“鲍象贤，字复之，歙县人。嘉靖己丑进士，厯官戸部尚书。” （《万姓统谱》卷84）
“鲍道明，字行之，歙县人。嘉靖戊戌进士，厯南京户部尚书。” （《万姓统谱》卷84）
二、棠樾鲍氏和长塘鲍氏宗族发展脉络
鲍叔牙后代迁移徽州，徽州鲍氏家族的“统谱”“会谱”“宗谱”“族谱”“家谱”中均有记载。
根据《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序》记载，棠樾鲍氏的祖先是青州人，因西晋青州大乱，携子孙迁至新安。棠樾鲍氏来自“青州”。古代青州，《禹贡》中的九州之一，位于今山东半岛，“海岱惟青州”，含今泰山到沿海地带。
“至宋，文学荣公建别墅于棠樾。越四世，而居美、居安二公，自州之西门徙焉。二公之弟居仁公徙蜀源，传五世，而昌孙公徙岩寺镇。”[2]因此，荣公、居仁公以及昌孙公分别为堂樾鲍氏三族的祖先，而断自荣公为始祖。
自宋代，鲍氏宗族的始祖荣公迁徙至歙县棠樾，经过百余年的繁衍与发展，不仅人丁兴旺、经济繁荣，而且名人辈出，成为徽州地区的名门望族。
鲍廷博字以文，号渌饮，又号通介叟、得闲居士。祖籍安徽徽州府歙县西乡长塘村。以父祖经商于浙江而寄寓杭州，并出生于斯土。迨父母离世，即迁居浙江桐乡乌镇杨树湾，而鲍廷博始终以徽人自命。父亲鲍思翊、长子鲍士恭，都是著名藏书家。家族繁衍兴旺。
孝文化在维系是上述两个望族的繁衍发展中，成为内在的精神力量。
宋元之际，盗贼四起，有鲍氏父子遇贼，争相为死，贼受感动，将其二人释放。[2] 父子二人“争死”的慈孝事迹在乡人间传颂，也被载入《宋史•孝义传》中。
明初，永乐皇帝亲自制赞诗二首于碑上，并敕建“慈孝里坊”，予以旌表。棠樾鲍氏宗族从此以“慈孝”美名远扬。明代棠樾鲍氏宗族的名宦鲍象贤，嘉靖己丑（1529）中进士，授四川道监察御史，历云南副使，累迁陕西巡抚，官终至兵部左侍郎，卒后，明王朝加赠兵部尚书。[3]鲍象贤不仅官位显赫，其事迹在《明史》中有记载，《江南通志》、《陕西通志》、《云南通志》、《徽州府志》等志书中都有记载。
清代乾、嘉年间，大盐商鲍志道、鲍启运、鲍漱芳相继而起，皆富比王侯。他们在经商富裕后，为自己的宗族捐义田、修祠堂等，多行义举，这样不仅促进了鲍氏宗族的经济发展，还提高了棠樾鲍氏宗族的社会地位与声望。
三、长塘鲍氏的文化事业贡献
徽州长塘鲍氏对于社会文化发展的贡献，十分突出，表现在学术研究、文献整理、刊刻图书、兴办教育、科举考试各个方面。其中值得称道的是鲍氏在收藏、整理、刊刻古籍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上自鲍廷博祖父，下及鲍廷博的儿孙鲍士恭等，一家几代人，收藏图书、编纂“丛书”、搜集流徙海外遗书，填补国内缺失，为编纂《四库全书》做出了突出贡献。
1、鲍廷博向“四库馆”奉献图书
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号渌饮，祖居歙县邑西之长塘，世称长塘鲍氏。其父鲍思翊，其母杭州顾氏。鲍廷博少年补“诸生”，秋闱不中，不再参加科举考试。父亲在外经商，鲍廷博在家孝顺祖父，深得祖父喜爱。父亲鲍思翊喜欢读书，深刻影响鲍廷博，常不惜重金，购求各种珍本秘籍。访书、购书，数十年如一日，“见秘籍必典衣购之”。[徐世昌《请儒学案》卷一百二十五《思适字案·鲍先生廷博》。]其所藏之书，多为“海内宋元古本”和“善本”，[石国柱《歙县志》卷十《人物志·士林》。民国刻本。]长期积累，藏书“博极群书，家藏万卷”。
清乾隆三十八年（1772）编修《四库全书》，诏求天下遗书，鲍廷博命儿子鲍士恭聚家藏图书622种，呈送朝廷。被《四库全书总目》著录者250种，入《四库全书存目》129种，列私人献书四大家之首，鲍氏藏书精富，堪称大藏书家。
《四库全书》，是乾隆时期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共收书3503种。鲍廷博鲍士恭父子以所藏精本626种进献，内多为宋元以来之孤本、善本，居私家进书之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首记载乾隆三十九年“上谕”：“今阅进到各家书目，其最多者，如浙江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两淮之马裕四家。为数至五、六、七百种。皆其累世弆藏，甚可嘉尚。因思内府所有《古今图书集成》为书城巨观，人间罕觏，此等世守陈编之家，宜俾专藏勿失，以示留贻。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着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一《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奉谕旨》。]并赏赐《古今图书集成》、《伊犁得胜图》、《金川图》等永为世宝。进呈之书，经朝廷著录后，复奉诏还给鲍氏。其书内《唐阙史》及《武经总要》皆乾隆专门题御制诗以资鼓励，诗首有“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之句。
2、祖孙相继编纂《知不足斋丛书》
鲍廷博，一生酷爱书籍，毕生搜求珍本图书和秘籍，加以整理，刊刻了《知不足斋丛书》。[林申清《明清著名藏书家·藏书印》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版，第115-117页。]取《礼记》“学而后知不足”之意，名其藏书楼为“知不足斋”。
鲍廷博勤奋好学，在校勘、版本、目录学方面有显著成就，治学勤奋，“一编在手，废寝忘食，丹铅无已时，一字之疑，一行之缺，必博徵以证之，广询以求之，有得则狂喜如获珍贝，不得虽积思累岁月不休。”[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朱文藻序》清嘉庆刻本。]清代著名学者阮元“元在浙常常见君，从君访问古籍，凡某书美恶所在，意旨所在，见于某代某家目录，经几家私藏，几次抄刊，真伪若何，无不失口而出，问难不竭。古人云，读书破万卷，君所读破者奚数万卷哉！”[阮元《研经室二集》卷五《鲍以文传》清道光刻本。]
《知不足斋丛书》共计30集，每集8册，共计240册，226种。鲍氏将题有御制诗的《唐阙史》冠于一集之首。该书编修至27集时，，病逝，享年86岁。嘱咐其子鲍士恭踵而成之。
《知不足斋丛书》刊出，嘉庆皇帝“龙心甚喜”，嘉庆十八年（1813）谕旨：“鲍廷博年逾八旬，好古积学，老而不倦。著加恩赏给举人，俾其世衍书香，广刊秘籍。”[阮元《研经室二集》卷五《鲍以文传》清道光刻本。]
《知不足斋丛书》选择经史、考订、算书、金石、地理、书面、诗文集、书目、医学等方面专著，涉及领域很广，价值很高。[]例如《世善堂藏书目录》是著名文献学家陈第依据自家私藏编修，均是善本珍本，在目录学占有重要地位。《勿菴历算书目》是梅文鼎的历算丛书书目，对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论语集解义疏》是魏时经学家何晏首创注释集解之体，保存了汉魏古注，兼有补阙纠缪之功，宋代吴缜《五代史纂误》，宋代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清代钱大昕《新唐书纠缪》等都是考辨史书的名著。还有很多海内罕见的著作。后人有刊刻《续知不足斋丛书》和《仿知不足斋丛书》、《后知不足斋丛书》等，足见影响之深远。
3、海外搜求《古文孝经》的重大贡献
前文已述，乾隆时期，乾隆皇帝亲自发起，并推动的《四库全书》编纂工程，费时15年，倾全国之文化资源，聚集全国顶尖的学人400余人，编纂了3503种中国历史文献的大型综合性丛书。其中《古文孝经孔氏传》一卷，乃是徽州长塘鲍廷博奉献。
据《四库全书》提要：这个本子是汉代孔安国作《传》，日本学人太宰纯《注音》，乾隆丙申（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歙县鲍廷博新刊奉献。
乾隆编纂《四库全书》，为什么收入鲍廷博收藏的《古文孝经》？难道皇家缺少《古文孝经》这部图书？
认识这个问题，必须梳理《孝经》流传史。孔子、曾子编纂《孝经》，流传到汉代，经过孔安国“传注”，被称之为《古文孝经》。但是，唐代唐玄宗两次“御注”，又刊刻《石经孝经》，立于国学。推动历史上“孝经学”发展。唐玄宗“御注”《孝经》，采用郑玄的注本，被视为《今文孝经》，成为“孝经学”发展的主流。此后，《古文孝经》，渐渐“淡出”历史，在社会上很少流传。到了乾隆编纂《四库全书》，《古文孝经》渐渐失传“亡佚”于国内。
毕生致力于收藏图书的鲍廷博挽救了这一重大损失。他收藏了这部“亡而复得”的海内“珍本”《古文孝经》。鲍廷博向朝廷奉献这部由他私人刊刻的《古文孝经》的《跋文》中详细叙述了搜集并且收藏这部分文献的历史背景。
依据鲍廷博的叙述，这部《古文孝经》是“其友汪翼沧附市舶至日本，得于彼国之长﨑澳。核其纪岁干支，乃康熙十一年所刊，前有《太宰纯序》，称古书亡于中夏，存于日本者颇多。昔僧奝（音diao）然（938-1016年）适宋，献《郑注孝经》一本。今去其世七百余年，古书之散逸者亦不少，而《孔传古文孝经》全然尚存，惟是经国人相传之久，不知历几人书写，是以文字讹谬，鱼鲁不辨。纯旣以数本校雠，且旁采他书所引，苟有足征者，莫不参考，十更裘葛，乃成定本。”由上而知，这部文献是宋代日本僧人奝然传送到中华。但是在唐宋“今文孝经”的主流学术中，仍然不占主要位置而失传。
乾隆年间，鲍廷博通过其友人汪翼沧，在日本经商，获得这部文献。鲍廷博重新刊刻并撰写《跋》文，记载了刊刻这部《古文孝经》，背景。
乾隆皇帝得到这部文献，十分高兴，奖励鲍廷博《古今图书集成》、《伊犁得胜图》、《金川图》等最新的皇家藏书。这是当时的殊荣，尤其是鲍廷博奉献的这部《古文孝经》被收入《四库全书》，这也是对鲍廷博刊刻这部《古文孝经》予以学术上的肯定。
值得指出的鲍廷博向乾隆皇帝提供的这《古文孝经》，不仅是文献学史上的成绩，也是中日文化学术交流史上的成绩，其中有日本学者太宰纯费时10年，“十更裘葛，乃成定本”的艰辛耕耘。此外，也是鲍氏家族对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孝文化的积极贡献。
四、棠樾鲍氏的经济文化贡献
1、商业经济贡献
鲍漱芳(约1763～1807)清代著名徽商。字席芬，一字惜分，安徽徽州歙县棠樾村人。自幼随父鲍志道在扬州经营盐业，聚资百万，颇富声誉。
清嘉庆八年(1803)，川楚陕三省乱平，漱芳集众商输饷有功，被任为盐运使。嘉庆十年，洪泽湖堤涨决，淮黄继发大水，漱芳集议公捐米6万石、麦4万石赈济，使数十万人获救。此外，还先后为抢险护坝、疏浚河渠等集众输银300万两，为疏浚江都芒稻河鲍漱芳独捐银6．5万两，受到清廷的一再优叙晋级。漱芳于乡里亦多施善行，兴里社，筑水坝，置义学，修道路，周济贫困、婚葬，并遗命其子鲍均捐修府学，重建忠义祠。现存歙县棠樾牌坊群之一的“乐善好施”牌坊，就是嘉庆皇帝为旌表鲍氏父子而立的。漱芳尤酷爱书画，所居斋名“安素轩”，多藏宋元书籍、法帖、名墨、佳砚、奇香、珍药、古器物等。毕生搜集唐宋元明诸贤书法墨迹，经鉴定评跋，选其精者，汇为《安素轩法帖》，于嘉庆四年(1799)邀请扬州著名篆刻家党锡龄钩摹镌刻。逝后，其子继承父志，至道光九年(1829)刻成，为清代著名书法丛帖，流传甚广，影响颇大。
2、社会公益贡献
棠樾鲍氏家族世代经商。鲍漱芳（约1763~1807）即是著名徽商。字席芬，一字惜分，徽州歙县棠樾村人。自幼随父在扬州经营盐业，聚资百万，颇富声誉，在两淮官商中具有较大影响。是当时扬州著名的富商之一。鲍漱芳热心参加社会活动，也比较有政治头脑，1803年在川、楚、陕三省的最后平乱中，他组织富商们捐输军饷有功，被任命为盐运使，成为握有两淮盐业大权的显要人物。嘉庆时期，鲍漱芳多次捐款为朝廷济困。
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灾，洪泽湖决堤，他先后捐米6万石，捐麦4万石，赈济了数十万灾民。改六塘河从开山归海，他集众输银300万两；疏浚芒稻河，他捐资6万两。由于鲍漱芳屡次捐输，深得嘉庆皇帝的赞赏，获得清廷从优议叙、加十级的嘉奖，并特赐在故棠樾修建"乐善好施"牌坊。
鲍志道(1743—1801)，原名廷道，字诚一，自号肯园，歙县棠樾人。读过几年私塾，后家道不济，11岁，因家道中落弃学去鄱阳学会计。
数年后转浙江、江苏经营盐业。20岁后独资为盐运商，井以“资重引多”出任两淮总商20年。在此期间，倡议“一舟溺，众舟助”，受到商界推崇。
鲍志道虽巨富，但生活勤俭，重礼好义，为世人称道。在扬州铺设康山以西至抄关抵小东门砖石路面；建12门义学，供贫家子弟就读。放货物。在本县，捐银8000两，作为补助城南紫阳书院的经费；并同曹文埴一起倡议复建古紫阳书院，独自捐银3000两；还出资建鲍氏世孝祠，增置祀田，捐资建东河(富资水)水射，修造古虹桥等。
3、文化上的贡献
鲍漱芳是一位著名的文物收藏家，他平生搜集的宋元古籍、法帖、绘画、墨砚等物很多。中年时，他在当代名家的帮助下，精选唐宋以来书法墨迹珍品，汇编成《安素轩法帖》，并于1799年聘请著名刻工党锡龄钩摹镌刻。《安素轩法帖》是清代影响较大的书法丛帖，流传甚广。
[ 本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徽州孝文化研究”（项目号：09BZS049）]
[[1]] 米学芹，安徽大学历史学院党委副书记；
[[2]] 朱梅光，淮北师大历史学博士。
鲍叔牙后代迁移徽州，徽州鲍氏家族的“统谱”“会谱”“宗谱”“族谱”“家谱”中均有记载。
根据《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序》记载，棠樾鲍氏的祖先是青州人，因西晋青州大乱，携子孙迁至新安。棠樾鲍氏来自“青州”。古代青州，《禹贡》中的九州之一，位于今山东半岛，“海岱惟青州”，含今泰山到沿海地带。
“至宋，文学荣公建别墅于棠樾。越四世，而居美、居安二公，自州之西门徙焉。二公之弟居仁公徙蜀源，传五世，而昌孙公徙岩寺镇。”因此，荣公、居仁公以及昌孙公分别为堂樾鲍氏三族的祖先，而断自荣公为始祖。
自宋代，鲍氏宗族的始祖荣公迁徙至歙县棠樾，经过百余年的繁衍与发展，不仅人丁兴旺、经济繁荣，而且名人辈出。
明清时期，棠樾鲍氏宗族发展为著名的望族，在经济和文化上有很多建树。尤其是在践行“孝文化”方面，有很多作为。今天考察他们在孝文化方面的作为，对于“十八大”指出的“五位一体”，加强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优化环境建设或许有一些借鉴。
依据乾隆和嘉庆年间编修的《重编歙邑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和《棠樾鲍氏宣忠堂支谱》中，关于棠樾鲍氏宗族“孝道”的记载，其内容十分丰富，值得认真总结。
1、孝文化铸造商业文化之魂
棠樾鲍氏祠堂的文献《世孝祠记》记载：“孝者，百行之原也。”这是鲍氏对于孝道的基本认识。在这一基本观点支配下，鲍氏十分重视旌表宗族的上下“孝行”人物，包含历代的“孝行”人物，“敬述先德，用勖后人，于宗祠外别建世孝祠，合累世孝子之主祀焉。” [4]在《世孝祠记》中记载了鲍氏宗族在各朝各代闻名于乡里孝子贤孙的事迹。
宋元之际，“宗岩公与子寿孙公，遇贼龙山，争死，获免也。”[4]元代“元风公尝弃妻子，负母入山避乱，乱定归，妻子俱无恙。” [4]
明代，鲍氏名宦鲍象贤之祖父灿公，“吮母疽，获愈” [4]；“叙亷公病，三刲股疗之。后父殁，其榇左墙茁三异葩。” [4]
清代，“逢昌公又以孝行受旌” [4]，朝廷并赐建“旌表孝子鲍逢昌”坊。
棠樾鲍氏“孝道”观在支配商业发展方面，具有文化资源的意义。明清时期，由于棠樾鲍氏宗族子弟大量外出经商，孝道成为商业文化的宏大精神资源，在鲍氏日趋兴隆的商业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鲍氏家族的历史证明，传统孝文化不仅能够和谐家族，广结善缘于乡里，也能够理财，经商，“措之天下无所不行。本于其敬也，敬发乎情者也，尽则诚信，诚积中而容作于外，施于人而人顺也。”
清代棠樾鲍氏宗族的大盐商鲍志道与鲍启运、鲍漱芳父子，他们经商的致富的全过程，都体现了孝道的文化资源。
鲍志道为了赡养穷困的母亲，不辞年少，11岁，走出大山，奔波江西、浙江、扬州、湖北，学商、经商。
鲍志道出门时，没有盘缠，向别人借钱，一天转下来，没有借到分文。志道母亲从箱柜底层拿出一直珍藏着志道婴儿时的穿戴，将他小时候虎头帽上镶嵌着的那枚“康熙通宝”铜钱取下，放到志道的手心里，语重心长地说：“这是家中仅剩的一文铜钱了。今天给你，以后咱家的兴旺就要看你了！”志道眼含热泪，“扑通”跪地，抱着娘的腿，珍重地收下这一文钱。
鲍志道翻山越岭，徒步往江西鄱阳。听说，投奔那边做生意的乡亲，一路上，渴了饮山泉，饿了吃冷饭团，困了就在树底下歇会儿，在鄱阳，志道一边帮人打工，一边学习会计。后来辗转到浙江金华做些小生意。再后来，从金华到扬州，从扬州又转徙湖北。20岁时，在扬州应聘当上了一个大盐商的经理，逐渐有了一点积累，投资盐业，凭他一颗孝心，处事公允、急公好义，赢得了商业圈信任和，声誉日益高涨，终于成为家资累至巨万的盐商。
鲍志道因为资金雄厚，“盐引”业务多，出任两淮总商二十年。巨富之后，坚持孝道，生活勤俭，重礼好义，始终没有忘记宗族重孝的传统，屡次捐赠义田，大修祠堂等实际行动践行“孝道”，传承和发扬了鲍氏宗族世代的“孝道”精神，进一步促进了棠樾鲍氏宗族的繁荣与发展。
孝文化在经商过程中，有很多精神资源，直接演绎为“诚信”、“公道”、“和气生财”、“童叟无欺”；在经营种类方面，“医药”、“盐茶”等直接为“民生”服务的行业。获得利润“反馈”家乡、反哺同宗子弟，反哺教育事业、修桥铺路等公共事业，修建祠堂、祖坟等。
2、孝文化之魂支撑徽商的辉煌
清代棠樾鲍氏宗族商人的孝道很突出。不只是上述鲍志道一宗。
棠樾鲍氏宗族子弟，早在明朝初期，就已经开始外出经商，逐渐形成举族经商的传统。这也是明清中国东南地区资本经济萌芽使然。
在历史“转型”的经济背景下，徽州也有自身的特殊因素，本土地区，山多地少，生活贫困。面对商品经济发展，徽州人们，乃至鲍氏宗族子弟为了解决家庭的经济困难，供养父母，不得不外出经商。
徽州商人，不管走到哪里，他们有徽州宗族的烙印：即使远离故乡，也仍未忘记“敬宗庙”、“祭祖”等各种孝道。表现在实际生活中，即是对宗族及父母兄弟的责任义务，竭力尽孝。
棠樾十二世祖鲍汪如，洪武时官府举其出仕，他辞而不就，后游历四方，开始经商。在当时能够辞官不就，坚持经商，这是鲍氏宗族子弟践行孝道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经商很苦、很累。但是为了争取家庭和家族的经济命运，他们毅然选择经商。
十三世祖鲍万善，汪如公子，经营商业，积累起家。
十四世祖鲍邦灿，万善公第三子，曾经挟资经商于外乡，致富后，回归家乡，尽心尽力地侍奉有足疾的母亲，甚至吮母足疽，为人称颂，后闻于朝，嘉靖时建坊以旌表。
十五世祖鲍光祖，虽然经商往来于外地，但一直承担着终身侍奉父亲的职责。清代，随着棠樾鲍氏宗族外出经商的人数增多，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他们不但没有忘记为人子女，为宗族子弟的职责，而且，这些宗族商人还将经商获得的财富，尽孝于父母，造福于宗族，将经商与尽孝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其成为践行孝道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
鲍文玉，家本富饶，但由于“其父时遭家仆盗葬事，吁讼不休”[8]，家渐贫困，文玉为了家人的生活，“行贾于外，转徙瓯粤间。”[8]。明清之际的鲍寅宾亦是家道中落，而“兄弟四人，父卒于栝蒼，奉丧还里，敦勖两弟读书励行，皆为邑诸生。而自与其季（弟）服贾，以养母。”[8]可见，清代徽州宗族子弟为了摆脱家庭困境，让父母更好的安享晚年，采取经商的途径致富，以尽孝道。
清代棠樾鲍氏宗族不仅用经商的途径，赚取钱财，尽孝于父母。富裕之后鲍氏宗族商人，还为自己的宗族做出种种义举，将义行与孝行相结合，以表达尊祖敬宗之意，彰显孝道。
清代嘉庆年间，鲍氏宗族内部设置有节俭户田、体源户田、敦本户田三种义田，共1300余亩，数量巨大，都是由宗族商人捐赠设置的，以用于救济族内不同人群的公共产业。
体源户和敦本户都由商人鲍启运连续多年捐赀设置，共1200余亩。两种义田的田租分别用来救济族内鳏寡孤独之人，以及荒年青黄不接的贫困之人。正如《支谱》中《宪示》所讲：“鲍启运承父训，睦恤宗支，先从积蓄，以赡四穷。兹又增捐，而具周贫乏，力敦六行，孝义两全”[9]。可见，经商富裕之后的族人鲍启运谨记父亲教导，为宗族谋利益，是对父亲尽孝。而其捐赀置田给宗族，为有共同祖先的族人服务，是传统的宗族观念所驱使的，这亦是尊祖敬宗的孝道之举。
节俭户田是大商人鲍志道之妻汪氏设立，专门用于救济族内的妇女，其田租分配原则是“按宣忠堂三大房女眷公分，除去不要此谷者，总按要者名数均匀分派。所有男丁、童稚、暨未出嫁女，一概不分。”[9]节俭户田表面上救济的是贫困的女眷，而徽州宗族妇女较为传统，在丈夫外出经商之后，更是承担起了相夫教子、孝敬公婆的职责。所以，实际上该义田亦救济了妇女所在的整个家庭，此义行亦是彰显孝道的一种表现。
经商之路艰辛万苦，许多徽州宗族子弟远在外经商，客死他乡，其子却能千里寻父，以尽孝道。例如据《鲍恩锡公偕配吴孺人伯子德成公墓表》记载，鲍公经商在外，不久病逝于大梁，其子德成公“痛父卒于客邸也，哀毁骨立，走数千里，抚榇归”。[10]之后，德成公子承父业，仍经商于楚地，并由子鲍质庵随从，最后“卒于汉上”[11]，“质庵偕其伯氏、仲氏扶榇返徽，迢迢千里，惊涛拍天，断岸荒驿，维舟而哭。”[11]质庵送父还乡后，“供养老母，终其身”[11]。无论是跟随父亲在外经商，还是回乡面对家中年迈的母亲，徽州宗族子弟都能竭尽全力，尽自己为人子女应尽的孝道。太学生鲍梅峰更是做到了这一点，“父客汉皋，梅峰在家奉母甚谨。母多疾，床第汤药，梅峰必躬亲”[4]。鲍梅峰不仅侍奉家中母亲如此尽心尽力，对在外经商的父亲，亦是如此，“闻父病，不假装束，轻身赴楚。凡二千里，不数日得见父，父为之欢乐。”[11]
清代徽州宗族子弟经商于全国各地，远离家乡，即使如此，无论是自己，还是子嗣，面对亲人，都要极力侍奉，孝顺恭敬，尽自己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3、修建宗祠、宗谱、牌坊，光大孝文化
棠樾鲍氏宗族以孝闻名于徽州，世代传承“孝道”。北宋年间迁入歙县棠樾的鲍氏宗族，自始祖荣公起，世代以孝义传家，并著称于徽州。清嘉庆年间鲍志道修建的“世孝祠”，就是棠樾鲍氏宗族以孝名世的专祠。棠樾鲍氏宗族世孝祠的修建，向后世子孙彰显先人的孝行，让子孙后代更好的继承和发扬孝道精神，践行孝道。
祠堂是族人遵循朱熹《家礼》祭祀的地方，祠祭是子孙们尊祖敬宗的重要表现。因此，徽州宗族十分重视祠堂建设，而清代宗族子弟中富商的慷慨解囊起了重要作用。
清代嘉庆年间，徽州歙县棠樾鲍氏的大盐商鲍志道和鲍漱芳父子出资重新修建了万四公祠，俗称男祠，只“奉男主”，不“祔女主”。鲍志道的胞弟鲍启运为了女性祖先之灵有所依托，建造清懿堂，俗称女祠。徽州商人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敬意，以及对宗族的归属感，出资修建祠堂，让子孙后代都铭记祖先恩德。更有甚者，为了向宗族子弟宣扬孝道，大盐商鲍志道还专门为棠樾鲍氏宗族历代孝子建了一座“世孝祠”。
无论是清代徽州宗族商人给宗族捐赠义田，还是修建祠堂，这些义举都表达了宗族子弟尊祖敬宗、彰显孝道之意，是“孝行”的重要表现形式。
修谱，就是修撰家史，是“敬宗庙、恭祖旧”的家庭历史总结，其意义在于继承先祖的优秀意志，激励后人奋发图强。鲍氏宗族修谱立传，宣扬孝道，凝聚族人之心，谱牒收集很多孝子贤孙的资料，为有孝行的宗族子弟立传。清代棠樾鲍氏宗族于乾隆年间和嘉庆年间两次修谱，分别为《重编歙邑棠樾鲍氏三族宗谱》和《堂樾鲍氏宣忠堂支谱》。赵华富先生在《徽州宗族研究》一书对程尚宽《新安名族志》中记载的40个宗族的忠孝楷模进行统计，棠樾鲍氏宗族，有科第仕宦37人，孝子贤孙3人，节妇烈女16人，隐德义行者17人，儒林著述者3人，其在统计的40个宗族中名列前茅。[5]255宗族通过对这些忠孝楷模的记载，宣扬了传统的孝文化。
清代徽州宗族孝文化，对整个徽州宗族的建设和管理，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代徽州宗族为了凝聚外出经商的宗族子弟之心，收集散居各处的族人，宣扬尊祖敬宗的孝道精神，大修谱牒，强化宗族观念。此外，清代徽州宗族还在族谱的编纂中，加入了族规家法等内容，尤其是对族人们践行孝道的规范。棠樾鲍氏宗族的《宗谱》与《支谱》中虽未有明确的族规家法，但是在义田《公议敦本户规条》和《公议体源户规条》中，是有含族规家法的内容，如：对孀居有子的妇人，给予义田；而孀居亲戚家者，不准领给；盗卖祖坟者，永不准给等等，间接宣扬了孝道，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了宗族统治。
牌坊，是徽州的孝道文化的重要特征。棠樾鲍氏宗族的以孝闻名乡里，因此也得到朝廷重视，特赐孝子坊，以旌表鲍氏宗族的孝行。歙县远近驰名的七座棠樾鲍氏牌坊群中，包括鲍宗岩父子的“慈孝”坊，孝子鲍灿的“忠孝”坊，“旌表孝子鲍逢昌”坊，以及因大盐商鲍志道父子为尊祖敬宗，彰显孝道，大行义举而建的“乐善好施”坊，四座旌表鲍氏宗族孝义行为的牌坊，其中清代两座。可见，孝子坊所占比例之大，也表明了鲍氏宗族及朝廷对孝道的大力提倡和宣扬。
4、建构家族礼仪，发展孝文化
棠樾鲍氏宗族极重家族礼仪，以彰显“孝道”。“礼”是封建纲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规定。其中，尤其是冠、婚、丧、祭的家族四礼，徽州宗族十分重视，并用大量篇幅，在家谱中进行详细阐述。而在家族庄严肃穆的礼仪规范中，无论是祭祀祖先的大礼，还是家庭中尊老爱幼等细小的礼节，无疑不彰显出对祖宗、对父母的孝道精神，棠樾鲍氏在《世孝祠记》中，记载了宗族祭礼的规定：“以每岁季春、季冬朔日举行祭礼，通族咸至，俾自幼习知父慈子孝之道，不待冠后而后祭也”[4]。
祭祖，是“家礼”的组成部分。《世孝祠记》记载，“孝然后能事宗庙”，同样道理，“敬宗庙”能够进一步激发孝心孝行。棠樾鲍氏宗族在《支谱》卷十七祀事中，用整整一卷详细叙述了其祭拜祖先应该遵守的礼仪规范，规范祭祖的礼仪。鲍氏宗族提倡尊祖敬宗，族人终身都要参与祠祭，习知礼仪的规定，“未冠八岁以上，即命与祭，俾自幼习知礼节。年七十老人不能行礼者，准祭后补拜。”[6]而由于祠堂祭祖是宗族最隆重的大典，参加祭祀的宗族支丁，必须衣冠整肃，庄严肃穆。据《宗谱》卷一八三中的《棠樾西畴书院仪礼》规定：“当祭，乃祖考陟降之时，各派子孙俱要肃恭致敬，不许喧哗忿争，不许讪言嬉笑。助祭人违者，罚银三分；执事人等违者，罚银五分，送祠公用”。[7]可见，鲍氏宗族在祭拜祖先时对严肃恭敬的遵守礼仪是十分重视的，同时这也是鲍氏宗族对族人们尊祖敬宗孝道精神的重视与彰显。
棠樾鲍氏宗族对家礼的规范和重视，使得宗族子弟都严格的遵守家族的礼仪和规范。如鲍宗叔则“生平最重宗祊，春秋尝享拜跪祗肃，湘芼蘋藻，必以洁诚。岁率子弟洒扫坟茔，不以年老而求逸也。”[8]可见鲍宗叔在面对宗庙祭祀时，十分谨慎严肃，严格遵守家礼，以表达其尊祖敬宗的孝意。其次，在家庭行事中，鲍氏宗族子弟也极力遵守礼仪，以尽孝道。鲍翁苍成事奉父亲左右，不论寒暑，并且“执礼不愆”[8]，不让自己在侍奉父亲时，有任何礼仪的过失。鲍氏宗族子弟在家庭生活中按照宗族要求的礼仪规范严格行事，更是用实际行动彰显孝道。
5、妇女层面的孝文化独放异彩
明清时期，由于宋元时期程朱理学的深刻影响，徽州地区外出的宗族商人众多，促使清代在徽州宗族妇女间，节烈风气盛行，正如陆林、焦华富在《徽派建筑的文化含量》这篇文章中所统计的，仅歙一邑，历代受旌表的烈女节妇，唐代2人、宋代5人、元代21人、明代710人[12]，清代竟有7098人[12]。节妇在夫亡守寡之后，她们要对死者和生者承担许多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中尽孝是最重要的。《孟子•离娄上》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然节妇们已经丧失了夫君，但根据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除了要守贞节外，有孩子的妇人，还要将夫君留下的孤子抚养成人，这样才算尽孝道。《宗谱》卷三《节烈》规定：“节烈之纪以昭妇贞示阃，则其曾蒙旌典，及合例未蒙旌者，即详载于小传，后复表而揭诸编首之。”[13]但是，“有年已三十丧夫砥节，抚孤有成者，虽未合例，亦得附。”[13]可见，在清代徽州宗族妇女上谱立传的规范中，对抚孤节妇的重视和提倡。此外，节妇在丈夫去逝之后，还要尽心奉养长辈，以尽孝道。
同样，清代徽州宗族妇女面对远在外地经商的夫君，更要承担起孝敬长辈、抚养后代等家庭的重要责任。如：《鲍烈妇徐氏传》记载：烈妇徐氏的丈夫鲍观澳“贾客外，妇独养姑”[14]。鲍恩锡公的妻子吴太君亦是如此，在丈夫客居他乡经商后，“则舅殁，事姑尤谨。”[3]除了尽心尽力的奉养亲人，还教育儿子要孝顺父母。吴太君的儿子德成公受母命经商在外，帮助父亲。父卒后，行千里送亲归。回家后，侍奉母亲亦竭力尽孝。而雪崖公的妻子鲍安人除了衷心侍奉舅姑外，在家道中落，夫君外出经商之后，更是“勤纺绩，脱簪珥，以奉堂上欢，不使雪公有内顾忧”[14]，并因此得到了公婆的称赞：“吾妇孝不殊我儿在侧也。”[14]康熙甲寅，三藩叛乱，福建贼寇入新安，“安人独奉太安人逃避，途遇贼劫之，安人泣告曰：‘吾姑也，幸勿杀，杀我可也。’”[14]贼寇被安人的孝行感动，舍其而去。
清代徽州宗族子弟外出经商之后，妇女在家庭中承担了十分重要的责任，她们不仅遵守封建伦理道德，在丈夫去逝后，严守贞节，仍然要在家中孝敬父母、抚养子女，极尽孝道，传承中国传统的孝文化。
棠樾鲍氏宗族与孝文化的关系。一方面，孝文化促进了棠樾鲍氏宗族的发展。鲍氏宗族从中原迁至徽州，本身就带有以“孝”为核心的儒家传统文化。而在徽州这个相对封闭的地区，鲍氏宗族世世代代以孝义传家，不仅得到了朝廷的旌表，并因此以“慈孝”之名，闻名于徽州。尤其到明清时期，徽商盛行，棠樾鲍氏宗族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大商人，由于受宗族孝道精神的影响，富裕之后的鲍氏宗族子弟多行义举，反哺宗族，为宗族捐置义田，修建祠堂，不仅凝聚宗族人心，还促进了棠樾鲍氏宗族经济的繁荣，极大的提高了棠樾鲍氏宗族的社会声望和地位，使得棠樾鲍氏宗族发展到鼎盛。
另一方面，棠樾鲍氏宗族对孝道的实际践行，也将孝文化发扬光大。棠樾鲍氏宗族世代传承孝文化，不因朝代的更替而中断。不仅如此，到了明清时期，由于外出经商的宗族子弟增多，为了加强宗族统治，棠樾鲍氏宗族更加重视孝文化，通过纂修谱牒，修建祠堂、牌坊等多种方式宣扬孝道精神，将孝文化发扬光大。而在宗族孝道精神的影响下，外出的棠樾鲍氏宗族商人，以及在家持家的宗族妇女对“孝”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践行，这些都使得棠樾鲍氏宗族孝文化得到了广泛的宣扬与传承，并发展到兴盛。
2013年3月31日修订于合肥